邵某盗窃案

　　【关键词】

　　盗窃；犯罪前科；疫情原因；起诉必要性

　　【要旨】

　　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，实现情理法的统一。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时要全面审查，调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、罪重的证据，厘清案件事实。对有前科的人员不能“构罪即诉”，既要全面衡量案件发生的特殊背景、犯罪情节等因素，也要结合其出狱后回归社会的情况，判断再犯可能性和人身危险性，综合评估起诉必要性。

　　【基本案情】

　　2020年4月18日至5月8日期间，被不起诉人邵某在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双湾花园小区门外，盗窃他人外卖食物共计四次，窃得酸菜鱼外卖二次、“老阿爸”饭菜一次、“来伊份”零食外卖一次，合计价值人民币608元。该案因外卖员报警而案发。邵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，并自愿认罪认罚。

　　2020年10月13日，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将邵某盗窃案移送审查起诉。经全面审查，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2月31日对邵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
　　【检察履职情况】

　　本案中，邵某多次盗窃，犯罪数额达六百余元，已构成盗窃罪。审查中，承办人发现，邵某作案时间为2020年四五月份疫情期间，盗窃物品均为外卖食物，且盗窃时均对外卖单拍照留存，同时邵某交代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，但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内缺乏前科材料。办案期间，检察机关重点做了以下工作：

　　1.通过讯问与引导侦查，全面查实案情

　　为全面查实案情，承办人主要开展了两方面工作：一是开展针对性讯问，查明邵某系装修工人，案发时因疫情原因无法复工而无收入来源，虽清楚盗窃系违法犯罪，但盗窃外卖实为无奈之举，拍照留存外卖单是为了今后有机会赔偿。二是通过与侦查人员多次沟通，引导公安机关一方面调取邵某的前科资料，查明其曾因犯盗窃罪于201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另一方面调取邵某在案发时银行、支付宝和微信账户的交易流水以及余额情况，查明邵某确因疫情无法复工导致身无分文，遂盗窃外卖食物充饥果腹，排除其基于小偷小摸不良习性而实施盗窃的可能性。

　　2.综合评估起诉必要性

　　疫情期间多次盗窃食物，犯罪情节较轻，对于初犯、偶犯一般作相对不起诉处理。但邵某曾因盗窃被判处刑罚，如本次盗窃在有期徒刑以上量刑，则其还可能构成累犯，对于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。对有盗窃前科，又多次盗窃，可能构成累犯的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，本院无先例可循。

　　承办人审查认为，一是该案发生于疫情期间，邵某在无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实施盗窃，盗窃对象也仅为食物，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；二是邵某将外卖单拍照留存，案发后积极退赔，认罪认罚，真诚悔罪，也反映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；三是邵某虽曾因盗窃被判刑，但服刑完毕后四年内未实施违法犯罪行为，目前已有正当、稳定的工作，回归社会效果较好。不能仅因邵某有犯罪前科就必然对其提起公诉，对其实施“挽救”比实施“惩罚”的意义更大，该案缺乏起诉必要性。

　　3.审慎作出不起诉决定

　　承办人将案件提交部门讨论，有不同意见认为，该案符合起诉条件，应当对其提起公诉。为准确把握该案的法律标准，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。经检委会充分讨论，全面考量疫情背景、犯罪原因、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等因素，决定对邵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。

　　【典型意义】

　　（一

　　）司法办案要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，实现情理法的统一。

　　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法不容情，但法不外乎人情。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，在身无分文时盗窃食物充饥，情节轻微，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。检察机关办案不能局限于法律人的固定思维，只守住形式上“不违法”的底线，还要综合考虑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彰显法治的温暖与力量。

　　（二）对轻微刑事案件要全面审查，调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、罪重的证据，厘清案件事实。检察机关要切实办理好群众身边的“小案”，不能因为涉案金额较小就简单处理，要通过阅卷和讯问深挖案件细节，对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进行分析研判，做到既不忽视、亦不轻信，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关键性证据，完善证据链条，排除合理怀疑，查清案件事实。

　　（三）对有前科的人员不能“构罪即诉”，应当全面考量犯罪原因、主观恶性等因素，综合评估起诉必要性。检察机关要依法行使起诉裁量权，对有前科的人员不能机械司法、一诉了之。既要全面衡量案发背景、犯罪动机、犯罪情节、社会危害性等因素，也要结合其出狱后的表现判断再犯可能性和人身危险性，对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，要当宽则宽、慎重追诉，真正做到“可诉可不诉的不诉”。

　　【相关规定】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